忽然間,毓民來電話說,《癲狗日報》又發聲啦!不過,不是22年前的紙印報紙,而是與時俱進、跟上新時代的電子版。毓民還說,你22年前就是《癲狗》的作者,如今還是要關注啊!

俗語曰,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二十載歲月不可謂不長。停了那些年了,毓民還要《癲狗》再生,勇氣也不可謂不大!僅憑這,再加上毓民知名的那張不饒人的嘴,一國兩制下的港人能不關注?

轟動了當下,難免不追億往昔。毓民兄,可是我越過羅湖橋從事香港新聞工作的第二個老師。第一個是我第一份工《南北極》雜誌的老闆王敬曦。剛給他當編輯沒幾天,「愛屋及烏」的錯沒有挑出來,被狠狠臭罵一通。不就一個錯字嗎?能這樣緊張,能這樣兇下屬?我嘴裡不說,心裡不服,以後知道這是學習嚴謹和香港新聞生態的第一課。毓民上的第二課,那時他還是珠海書院新聞系主任。我驚訝的是,他怎么可以不用講稿不用教材,站在那裡滔滔不絕一講就是三個小時不打頓?

這次,毓民的《癲狗》再開張電話,最令我思索的話是,《癲狗》的再發聲,其實也是香港新聞自由的一個風向標。之前聽他演講,也是這最令我觸動。我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本科生,受的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的教育。後來在港干新聞十多年後再兼讀了人大的新聞博士,論文題目是「香港一國兩制下的新聞生態」,通過後也出了專著。其中第三章是「香港新聞自由再認識」,我的基本觀點是:

新聞自由﹐是一國兩制的一塊基石。

落實新聞自由﹐也是香港各界和國際社會判斷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一個重要標準。

進一步而言,中央政府還應該有博大的胸懷,按照鄧小平指示的精神,正確對待香港輿論的批評監督。我認為,中央政府在落實一國兩制,在自身和內地各個層面的改革和對外開放,在國際交往的各種事務中,善於從香港輿論批評中吸取有益的元素,大有必要。甚至,這可以視為一種「境外監督」,在中國內地社會多層次推動與國際慣例接軌尤其顯得重要。

換言之,中央政府不是消極地處理內地和香港兩種不同的新聞自由,而是從香港落實新聞自由中吸取積極的因素;另一方面,香港在落實新聞自由過程中,也不是消極地以中央政府為對立面,相反,在講「兩制」時每一刻都不離「一國」的大前提,積極為豐富中華民族和世界大家庭的新聞理論庫作出貢獻。

環顧當今世界,香港被譽為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地區之一,即使是九七回歸之後依然如此。不過﹐仔細研究香港發展史,可以發現香港新聞自由在九七之前帶有濃厚的英國殖民地統治的色彩,九七之後也依然如此。

上一章﹐在分析香港媒體的政治傾向時﹐也談到了港式新聞自由的特色,指出,英國在香港實行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統治,通過一系列法律、政治、軍事和經濟手段,維護政權穩定、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但同時,由於其將香港作為自由港經營,不但需要實行經濟自由的政策,也要新聞資訊自由來配合。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其祖家英國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傳統,能夠加上不危及港英殖民統治的前提下在香港有限度地沿用,使香港新聞自由比中國大陸相對寬鬆,使其成為一百五十多年來中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一塊特殊的「新聞綠洲」,使香港成為容納中國各個時期各種不同政治傾向的團體、黨派辦報的地方,也使香港成為中國各個時期的不同政團黨派爭奪的「輿論前哨陣地」,尤其成為某些反對中國當時統治者的政團黨派報紙逃避當局扼殺的「避風港」。並因此,香港報業本身形成百花齊放、左中右並存的局面。香港媒體可以自由地批評和反對中國的任何統治者和當權者,但不能自由地批評更不能反對英國和港英政府﹐港英的殖民統治使香港主流媒體在新中國成立後塑造了「反共反中不反英」 的政治特性。在此,再就此詳細分析。

 

(一)港式新聞自由孕育了中國第一張鉛印中文報紙

香港在一八四一年正式淪為英國人的殖民地,英國在此成立港督府進行管治。到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中國第一份鉛印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創刊。對於該報創辦人是否是華人伍廷芳,該報與西報《孖刺報》的關係,新聞史上尚有爭論,但在香港這個殖民地誕生首張中文近代報紙,則無異議。當時,香港華人居民是不能參與本港政治,但卻可從該報「中外新聞」、「羊城新聞」、「京報全錄」等欄目中瞭解到中國大陸的政治大事。

之後,香港出版的《華字日報》、《迴圈日報》,成為中國人自己辦的最早的一批近代報紙。《迴圈日報》更成為中國第一份傳播資產階級政治改良思想的報紙。主編人王韜亦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報刊政論作家」(注1  參閱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頁。)

《迴圈日報》創刊於一八七四年二月四日,王韜因上書太平天國而不容於清廷,從江蘇遠走香港。在一八七四至一八八四十年間,王韜在該報撰寫了大量文章,公開鼓吹變法,發展民族工業,實行英國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政體。當時他的文章一方面由運入內地的《迴圈日報》直接與讀者見面,另一方面亦由內地報紙轉載而遠播各地。

一九0 0年一月,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雖然被香港當局禁止入境,但其領導的興中會的機關報《中國日報》卻在香港出版。該報更是直接揭露清朝政府的腐敗黑暗,抨擊清廷官吏的貪贓枉法,鼓吹變法,鼓吹反清,宣傳革命。

在這一時期,革命黨人在香港的報刊還有《世界公益報》、《廣東報》和《有所謂報》等三家。此外,他們還在香港出版了大量的反清革命宣傳小冊子。

總之,香港成為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宣傳和活動基地。在這一時期,港英當局雖然制訂了禁止煽動罪的法例,如「中國刊物(禁制)條例」(一九0七),「煽亂刊物條例」(一九一四);而且《中國日報》也曾出現刊登清帝被斬頭插畫,攻擊軍閥龍濟光而被沒收及封禁的現象,但是革命黨人在香港還是獲得相對的辦報自由,並利用此作為大造革命輿論的陣地。

為甚麼香港有反清的新聞自由呢?筆者認為有兩點:一,英國殖民統治者在對香港管治中,移植了一定程度的進步的、英國本土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和新聞自由的成果。當然,這只是相對而言,香港居民並無參與香港政治的權利,而新聞自由亦不是無限制的,但比起中國的封建專制統治則無疑是進步的。二,革命黨人的反清宣傳不危及港英的殖民統治,基本上是「反清不反英」。相反,革命黨人宣傳的變法、改良主義、君主立憲等主張,正是港英奉行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所以這種宣傳是有利港英殖民統治的﹐在一定程度上港英政府是默許這種宣傳。

可以說,這兩點亦勾勒出了港式新聞自由的輪廓,之後近百年的發展,香港新聞自由的尺度出現了很多變化和發展,但這兩點基調則代代相傳。

 

(二)抗日戰爭不同政治色彩報刊在香港出版,辦報出現高潮。

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南京、上海、廣州相繼淪陷,許多文化界新聞界的精英南來香港,使報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三八年至三九年間,金仲華主持的《大公報》、陳彬龢主持的《珠江日報》、羅吟圃主持的《星報》、薩空了主持的《立報》、何文法主持的《成報》,相繼創刊。另外,蔣介石派陶百川創辦國民黨在香港的機關報《國民日報》,也於三九年六月出版。這一期間,香港共有大小三十餘份報紙。

除了支持抗日的報章,也有支持大漢奸汪精衛派的《南華日報》。事實上,三十餘種報紙政治傾向不盡相同,抗日報紙有,漢奸報紙也有,標榜中立的也有。在抗日報紙中,也分親國民黨的,親中共的,總之各種流派共存。不過,唯獨沒有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應該指出﹐英國和中國人民這一階段在抗日問題上目標是一致的。

四一年十二月,香港亦淪陷,《國民日報》等停刊,但中共為了突破國民黨的輿論封鎖,暗中支援創辦《華商報》,並積極支援一些政治時事週刊,如宋慶齡的《大眾生活》等。到抗戰勝利後,許多停刊的報紙相繼復刊,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都尋求在香港建立自己的輿論陣地。這一段報刊史,仍顯示「不反港英前提下允許中國各種政治勢力辦報」的新聞自由,而且這一段實踐亦促使這點成為香港報業的特色和傳統。

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後,香港的新聞自由度有一個較大發展,就是取消了新聞事前檢查制度。原來,港英政府為了配合不容許在政府建制之外發展任何政治力量的統治手段,對新聞實行事先送檢,對於不利於英皇室、政府及香港殖民政府的新聞和言行是不准「出街」(粵語,指刊登並到街上銷售)。由於檢查官不准刊登或大加刪節,以致版面「開天窗」情況時有出現。取消新聞預檢制度,是香港新聞自由的一大發展,當然促進報業的發展。

不過,港英政府仍然定有其他的嚴苛的法例控制傳媒﹐如有不利英王、英政府及港英統治的報導及言論,港府仍可通過事後檢控來加以限制。

 

(三)新中國成立港英加強對新聞自由箝制,香港出版業進入較嚴厲的監管期。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中文報業對國共兩個政權的親疏更為鮮明。《大公報》等報刊直接由中共控制,而國民黨亦利用已停刊的《國民日報》的設備,創辦了《香港時報》。而其他大量私營報刊有的使用「西元」紀年,有的則仍沿「中華民國」的紀年。

一九五一年,香港立法局通過了「刊物管制綜合條例」,這是香港殖民統治以來最嚴厲的管制條例,也是與英國本土新聞自由發展背道而馳的出版法。該法例以條例形式對刊物出版及內容作概括性規定,另以規例形式對報刊、通訊、印刷品作具體規定,明確禁止刊載「背叛英王或英政府」、「對香港法制憎恨與蔑視」、「以及促使市民階級憎惡與敵」內容。同時,還禁止刊登「誘使他人參與非法社團的內容」。

一九五二年三月,親中的《大公報》、《文匯報》和《新晚報》轉載了北京《人民日報》譴責「英帝國主義」的評論員文章,而被港英當局引用該條例及「煽亂條例」而加以檢控並迫令停刊半年,後經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抗議而撤銷了原判。

一九六七年,由於受文革極左思潮影響,香港地區發生了一次嚴重的暴動事件,港英當局亦曾援引該條例,判罰《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暫時停刊,指其刊登有「煽亂性」內容。

可見,中共政權的建立,港英當局感到管治受到威脅,有危機,因此加強了對報業的監管。除了循例檢控之外,港府對於針對港府的報導和議論,還會採取「小動作」,私下警告,或者尋找藉口判罪罰款。不過,對於報紙批評國共兩黨則基本不過問。所以,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後期,香港大多數報業表現「親港英建制」的態度,支持港府政策;同時注意力集中於中國兩岸政治和國共兩黨的爭鬥,甚少介入本地政治。

也就是說,傳媒享有批評中國政治的自由,實際沒有批評港府的自由。

 

(四)20世紀60年代經濟起飛﹐要求商情自由傳播,促進商業化報紙大發展。

香港經濟從六十年代後期起飛,出現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繁榮期。經濟發展,一方面剌激更多私營報紙產生,一方面剌激報紙內容商業化,不但迎合市民的口味,增加銷量,而且大量增加經濟資訊。同時,經濟的發展,使得廣告量大增,使許多銷量不大的報紙也增加了生存機會。

到九十年代初,香港註冊出版的報紙共有六十九種,其中每日出版的綜合性中文日報就有十六家,中文晚報二家。九五年末,由於紙張漲價及競爭,使得四、五家中文日報停刊。但目前香港報紙的份數、印數之多,在世界都是少見的。

在這一階段,三九年創辦的《成報》率先以「在商言商」為宗旨,成功從早期三日刊的小報發展為全港銷數前列的日報。五九年創辦的《新報》、六0年出版的《天天日報》、六九年創刊的《東方日報》,九五年創刊的《蘋果日報》都走小市民路線而取得較多的銷量。

七十年代本地股票市場逐漸成熟,以報導股市行情和財經訊息為主的《信報》於七三年應運而生。之後還有過《財經日報》、《金融日報》,但很快因虧損而停辦。八八年《香港經濟日報》,亦擠進了這一市場。事實上,各大綜合性日報,也都把財經新聞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版面內容;股市、金融、地產行情經常上頭條。

在這一時期,國共兩黨控制的報紙的銷量大幅下降,香港讀者對經濟的興趣遠遠壓倒政治。為了適應經濟起飛,港英政府強調奉行「自由經濟」的政策,報導經濟資訊的媒體,更是獲得較大的自由度。

 

(五)過渡期港英當局有意加大新聞自由度。

一九八二年,中英展開有關香港前途的談判,八四年十二月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訂明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香港自此進入「過渡期」。

八七年三月,香港新聞出版界有一件大事,就是港府正式廢除了《刊物管制綜合條例》。事實上,從六十年代後期,港英當局便逐步把傳媒的管理法例修訂放寬,香港報紙期刊只需經過簡單的註冊簽訂便可付印發行,港府不能拒絕註冊。到八七年廢除《刊物管制綜合條例》,即明確廢除了長期由港督行政掌握的出版審批權以及許多加以限制的條款,但是新聞報導內容還受到其他維護港府統治的條例如《煽亂條例》監管。同時,港府還保有《緊急措施條例》,當一旦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港督可下令實施新聞預檢制度,港督還有毋須說明理由可以撤銷報刊註冊的權力等等。不過,基本上,香港政府對這些法例是「備而不用」,只作為一種威嚇性武器,基本沒有使用行政或司法手段去針對政治異見報紙。對港英持強烈批評的中資報紙及親中報紙,雖受到港英府的「小動作」,但基本上是可以自由發表批評港英政府的意見和報導。當然,煽動推翻港英政府,煽動暴力行動,這些底線是不允逾越。亦沒有傳媒逾越。這一階段總體來說,新聞自由度是向著增加的方向發展。

這是為甚麼呢?輿論界較為一致的意見是,這是國際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成果,港府將原來逆潮流而動改為順潮流而動。筆者同意這一意見,但這是大而化之的東西﹐筆者認為還有如下原因:

一,香港七、八十年代逐漸發展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成為國際上一個重要

的轉口港和金融中心,國際各大傳媒紛紛進駐香港,這要求港府減少管制加以配合。

二,英國加促香港的政制民主,以交還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香港來影響中國的政治改革,因此撤銷新聞管制以配合。

三,由於香港需要交還,新聞自由對港英政府管治的挑戰和威脅,已大大減少;相反,增加香港的新聞自由度,卻可以增加對中國政府及未來特區政府的制衡。

基於進入「過渡期」和港府表現的寬容,這一時期香港政治成為了第一位的話題,而且香港政治勢力亦變得敢於批評港府,報業在這方面也變得大膽了,不過比起批評中共還是謹慎,尤其不能失實。

這一階段還出現過兩件大事,一個是八九年的六四後的批評中共潮;另一個就是臺灣私營傳媒誤以為大陸開放報業,而在香港建立橋頭堡,一是臺灣聯合報系的《香港聯合報》,一是中國時報系的《中時週刊》,最終無功而還,於九五年底停刊。

以上,就是香港回歸之前新聞自由的歷史進程及其特點,以及決定這一特點的諸種因素。概括來說,可以認為香港在殖民統治時期新聞自由度不算小,只要不反英甚麼都可以反;但又可以說,自由度不算大,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新聞自由度首先是應是統治者對媒體批評的寬容度,這點港英統治者的「雅量」其實是有限的。回歸之後,香港新聞界可以自由地,毫無顧忌地批評特區政府,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回歸之後香港的新聞自由度更加寬鬆。

還需要指出的是,香港新聞界對新聞自由的理解,即使在回歸後,亦呈現過於絕對化,過度敏感和神經質的「病態」特徵,這種「病態」有時甚至是很強烈的。其表現其實上面也談過,一是視新聞自由是絕對不受任何限制和約束,隨時擺出誓死捍衛的架式,二是嚴重忽視社會責任感,導致出現不少惡劣現象。

我想,這還是要從殖民統治上找原因。

首先,以西方的標準看,香港在殖民統治時期的新聞自由是不完全的,帶有畸形性質,使到香港新聞界對新聞自由理念的理解也同樣不完整,帶片面性。

其次,香港新聞界長期受到港英的統治,一旦獲得較為寬鬆的新聞自由環境,「珍惜」至絕對的頂層,「敏感」至病態的地步。

第三,受殖民統治影響而對北京中央政府不瞭解,或存偏見至「恐懼」狀態,動不動便取誓死捍衛態。

第四,香港新聞界享受最為寬鬆的新聞自由環境,其實是在過渡期後期和回歸之後,實踐的時間其實並不長,這必然影響到對新聞自由的全面理解,尤其是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的關係。從西方新聞理論的發展過程可見,社會責任理論是在傳統自由主義基礎上產生的,並且是對後者的重要補充。美國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黨派報章黑暗時期」和19世紀末到20世紀現象初,新聞界和社會各界不斷磨合,媒體出現的濫用新聞自由的傾向不斷受到批判,保障媒體運作的傳統自由主義被重新審視,社會責任論應運而生。它不是否定新聞自由,而是強調新聞自由是權利和義務的統一。「新聞業享有某些權利,同時也承擔責任和義務」(埃弗雷特‧e‧鄧尼斯、約翰‧c ‧梅裏爾《媒介辯論》p27,朗曼出版社,1991年版)。同時指出,媒體的自由不等於公眾的自由;並區分「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前者「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而後者則是獲取新聞自由及服務於社會需要的權利,應該承擔道德責任和社會責任。(參閱《報刊的四種理論》p85-124)。美國新聞界的實踐證明,沒有濫用新聞自由的充分暴露,就沒有對社會責任深刻的理解。相信在經歷過類似濫用新聞自由的階段後,香港新聞界也會上升至重視社會責任的新階段。

要強調指出,內地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和西方的新聞理論,在社會責任理論方面,有很大的共同點。香港新聞界在這方面認識越深,必然與內地在新聞自由問題上有更多的共識。

所以香港要真正落實新聞自由香港新聞界也需要對殖民統治的影響作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