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赴臺出席座談,卻因言賈禍,中共策動麾下徒眾群起攻之。危急存亡之際,民陣及民主派政黨組織於本月7日發起捍衛言論自由大會聲援戴氏。

其間偶有小風波,如民陣代表阻止中大、樹仁學生會成員上臺發言,場外另有港獨派人士另起爐灶之類。然而集會詭異之處,先是戴氏以正能量展現「受迫害卻無所畏懼」的姿態,後來在場地一片泛民旌旗底下,與會發言者更紛紛轉為硬銷戴耀廷之前提及的「風雲計畫」- 積極投入人力及資源參選2019年區議會選舉,藉收復議會失地與中共在港勢力分庭抗禮。

一個宣稱「捍衛香港言論自由」的集會,先是踐踏獨派言論自由,多番強調反對港獨立場;再來當場剝奪學生代表言論自由,淪為荒誕鬧劇。更為諷刺的是,在23條步步進迫、自由岌岌可危之際,民主派居然將下一步抗爭方向定為派代表參戰區選,鼓勵眾籌支持計劃,與之前的「反DQ」集會同屬一場競選活動。

政黨與壓力團體在社會參與的角色,本有明確分工:前者透過不斷競選,擴大影響力,實踐政治理念;後者在體制以外向政府及政黨施壓,藉不同形式的介入鞭策社會改革。然而迄今本地政治生態,議會 - 更準確的說法是選舉本身 - 成為所謂「抗爭」之全部,組織難以動員,即為偶爾成功,也不外乎為選舉設想,遑論志向遠大的社會運動。

回顧黑人民權運動

本月4日,恰巧為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身故50週年。但港人對這場影響深遠的歷史,往往誤解,行文論述經常出現幻想夢囈。

Martin Luther King (1929-68)

社運最為成功的策略,多發軔自既成機構組織,同時賴此以繁衍,至少歷史證明如是。50-60年代民權運動,正是從現存組織覓得推動力之顯例。究其原因,可歸功於兩項機制:早已確立地位的組織,為形成中的社運提供關鍵的人脈、集體認同感,同時防止常見的搭順風車現象(Free Rider Problem)。

民權運動,並非自始就創造出吸引集體認同感,例如人權與普世價值、和平理性非暴力之類美好願景。相反,是透過現有組織重新界定角色,轉化為爭取黑人權利運動中的認同基礎,換言之是「借殼上市」。

運動之所以迅速壯大,得力於由MLK領導的SCLC(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利用黑人社區中非常明顯的「教會成員」身份,藉以激勵小鎮上的黑人,將參與民權運動視為維護其基督徒地位的道德義務,加諸其信仰事工之上。

結果,這種身份認同的運用,民權運動在南方小鎮逐步取得支持,並得到「光環」- 基督徒本身處於道德高地,得到其支持,深化民權運動的道德感召。此舉旁及不少同為信徒而思想較為開明的白人,同情之餘也參與聲援。

社運是動態且互為影響的,亦因為MLK借宗教之勢迅速掘起,原本的有色人種平權組織NAACP及Urban League轉趨激進化,以應對新生組織挑戰。激進及溫和派之間如何分進合擊,在集會遊行等和平的不合作運動與連場流血暴之間彼此角力,這段歷史,練乙錚在《泛民老矣能否不飯?退聯年輕豈會不聯!》一文嘗有提及。

回看本地由泛民主導的「捍論言論自由」行動,醉心在競選中爭朝夕,坐擁政治資源但知供養活政黨組織,忘卻從政的根本目標:以戰養戰,推進政治革新。在道德高地逐步淪喪、反抗力量日益崩坍的時候,不改背離民情的傲慢,不斷就言論自我設限,難怪不用勞駕中共逼迫,所謂抗爭的戲早已做不下去。

無妄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