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價值近乎零:【義勇軍進行曲】
中共「集體創作」的狗屎垃圾曲

藝術,是以創作的「人」為本,藝術家以一種精鍊的手法帶出一些訊息,藝術的目標觀眾,也應是「人」,藝術的觀眾可以是很少人,亦可以是很多人。

福特溫格納(Wilhelm Furtwängler, 1886-1954)曾說過:「若聽完(古典)音樂會後,觀眾沒有得著,那麼就永遠不再會有人到音樂會了。」好的藝術,會對人類文明有好的影響。更好的藝術,就是受到好影響的觀眾特別多。更上一層樓,完美的藝術,是以其個人為本位,其藝術創作會有非常巨大的個人藝術特徵,亦對人類文明有積極及好的影響。

但是,歷史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情況,有政治人希望藝術能成為政治的手段,去達致另一種目標。這些是假藝術,是狗屎垃圾。歷史上,納粹希特拉如是、法西斯墨索理尼如是、共產蘇聯如是、在香港鄰近國家的中共,一樣。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共中國,是禁止民間私下播放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交響曲的,革命委員會說明的原因是:

禁貝多芬 第三交響曲「英雄」:鼓吹封建帝皇思想 – 實際此曲是貝多芬獻給當時支持共和及推翻帝制的拿破崙。後來拿破崙背棄共和稱帝,貝多芬就撕毀了手稿寫有「獻給拿破崙」的封面。

禁貝多芬 第五交響曲「命運」:鼓吹「宿命論」 – 第五交響曲第一樂章那「登登登櫈」的音樂動機,貝多芬客觀只予 Allegro con brio(有光彩的快板)這標注,全交響曲並無「命運」一詞出現在任何手稿。「命運」這名稱,只是後人對此曲之稱呼。

Beethoven

禁貝多芬 第六交響曲「田園」:農民勞動那有這麼愉快 – 這是貝多芬為獲取靈感,每日在田園散步,以此曲對田園自然環境的描寫,當中更有暴風雨一段。根本此曲的主體,不是甚麼「農民勞動」,只是描寫自然環境!

禁貝多芬 第九交響曲「合唱」:世上沒有救世主 – 詩人席勒的詩中,的確是有寫到「神」(天父)這一字: Seid umschlungen, Millionen! Diesen Kuß der ganzen Welt! Brüder, über’m Sternenzelt Muss ein lieber Vater wohnen. (億萬人民團結起來!大家相親又相愛!朋友們,在那天空上,仁愛的上帝看顧我們。)但是有趣的是,無論在東方與西方,「神」這稱呼,並非必然等同於救世主吧!

女魔頭江青

更荒謬的,就是在文革之中,樂團演奏了俄國拉赫曼尼諾夫(Sergei Rachmaninoff, 1873-1943)的交響曲,毛澤東夫人江青覺得樂團中的伸縮喇叭吵耳,就命令刪去了樂團中的伸縮喇叭這部份,從此,全國所有樂團演奏所有曲,就沒有了伸縮喇叭!此女魔頭不尊重藝術的程度,有過於納粹黨希特拉!

但是,毛夫人江青所推崇的,就是一系列在沒有創作自由的環境,由中共領導的「集體創作」樣板戲及樣板曲。這包括【黃河鋼琴協奏曲】(有別於早期的【黃河大合唱】)、【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紅燈記】、【白毛女】、【紅色娘子軍】、【智取威虎山】等。由黨領導的「集體創作」一詞,就已是代表著這些一切是狗屎垃圾曲!這些假藝術,實際只是為政治服務的手段,根本不是藝術。

【義勇軍進行曲】作曲的人是聶耳,所謂作曲,就真的只有旋律,別無其他!管弦樂編曲的人是蘇聯人 Aaron Avshalomov (1894-1965)。中華民國時期,在擁有創作自由的時空之中,基於創作者是一個人(不是集體創作)這一點,【義勇軍進行曲】的藝術價值才不至於是零,但都是近乎零,為何?

抗戰時期,國民黨國軍及中共共軍在抗日戰場上,領兵小號吹起的,就是【義勇軍進行曲】的音樂動機!(我沒有寫錯,的確是包括中華民國國民黨國軍。)但是,在 1949 年之後,中共欲竊取抗戰的成果,就以此曲讓政治服務,而【義勇軍進行曲】背景中的個人創作及作為電影音樂的剩餘藝術價值,就在這刻,從此消失,藝術價值近乎零。

有人會以法國的【馬賽曲】(La Marseillaise, 1792)和【義勇軍進行曲】相題並論。雖然,兩首是少數同樣充滿鬥爭感覺的國歌,但不同的是,它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由民意選出來作為國歌的,【馬賽曲】不是由一個黨所利用的!

英國的【God Save the King】,美國的【The Star-Spangled Banner】,藝術價值都不及德國及奥地利的國歌。以國歌論國歌,海頓的弦樂四重奏(The Quartet No. 62 in C major, Op. 76, No. 3 )及莫扎特的清唱劇 (Kleine Freimaurer-Kantate K623),藝術價值之高,根本可以單獨拿來欣賞。

藝術文化「底氣」要厚,絕不是「小偷底氣」暴發大媽強國所能比。

曹撕達
曹撕達新時代無中國特色低端聽覺癲狗品味古典樂評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