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六四事件」
2014.06.25 立法會會議

主席,今年紀念「六四慘案」有特別意義。意義不在於「逢五逢十」的第廿五周年,而是在於本土意識覺醒,港人開始以身份認同、民主運動走向和對待中共立場等等角度,反思「六四慘案」在香港的意義。這一年香港民情丕變,不單令中共惶恐不安,也令泛民主派方寸大亂。今年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舉辦「香港人的六四集會」,揭櫫「本土、民主、反共」大旗,從香港人的角度紀念「六四慘案」,為紀念「六四慘案」的港人提供多一個選擇,有助思考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可是主流媒體和泛民主派政客都以「跟支聯會分庭抗禮」或「分散力量令共產黨最高興」抹黑「香港人的六四集會」,並沒有回應港人當下強烈的政治訴求,難怪香港的民主運動二十多年來不見出路了!

本土意識的興起

香港主權移交後,出現的「中港融合」或「中國化」,令很多香港人開始認識到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已成空言。無限制的「自由行」造成街道擠塞,破壞公共秩序,排擠奢侈品零售以外的行業,更令物價高漲,民生困苦;更加不堪的是,廉能政治開始崩壞,言論自由響起警鐘,警方濫權壓制人權,在中共地下黨員梁振英上台後更見凸顯。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核心價值被大陸的惡政治侵蝕,激起了港人情感上的反彈,萌生「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本土意識,這種意識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尤為常見。在來自中國的衝擊下,青年開始擔憂自己未來的居住空間、升學就業機會、語言文化等切身問題,不少人願意挺身而出抵抗中國對香港的蠶食,捍衛本土利益運動勢不可擋,已是物理的必然!

反蝗反東北抗爭跳脫六四七一框框

可是,以支聯會成員為骨幹的泛民主派,對「本土化」運動的趨勢視若無睹,仍然堅持「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的失敗主義論述,懷緬其「大中華民主夢」,猥自枉屈,消極退縮,甚至有人不惜為了「民主統一」而出賣港人權益。二○一○年五月,民主黨與中共密室談判後,支持引入篩選機制的偽政改方案,剝奪港人的提名權和參選權,事後自詡理性務實;去年十二月,身兼支聯會及民主黨副主席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蔡耀昌,為爭取新移民有權申領綜援而提出司法覆核並且勝訴,顛覆了社會福利制度以本地人或永久居民優先的原則。因此,好些青年開始質疑「六四燭光晚會」的意義,有着「廿五年的燭光究竟照亮了誰」的疑問了!

「六四燭光晚會」台上的一群政治代理的立場和態度,與他們紀念「六四慘案」的方式和態度一以貫之。香港的文化評論人安徒,曾於去年六月二日的《明報》上發表《告別六四猶如告別自己》一文,指出民主派靜待中共開明派上台平反六四,以期到時收割,卻無打開局面,擴展運動的視野,同時急速地將六四「情意結化」,乞求中共給予有這種「情意結」的香港人特殊照顧,以解港人對六四的「心結」。民主派根本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沒有把民運當中的民主抗爭精神轉化為群眾運動在本地發展的動力,而是採取「中港區隔」,「信任基本法」效力,寄望「國際友人」的支援會永不褪色的苟活路線和綏靖政策。安徒對民主派和六四的觀察和分析,實在鞭辟入裡。

不少香港青年有感於社會在中國的衝擊下危在旦夕,對支聯會和泛民主派的脫離民情已經失去耐性,相信必須對中共的干預以及「自由行」採取強硬和對抗的態度才能保衛香港。二月尖沙咀廣東道發生的「驅蝗」、其後的多次「唱紅打黑」,甚至是月初的反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行動,性質都跟支聯會的六四燭光紀念和民陣的七一和平遊行截然不同,「驅蝗」、「唱紅打黑」和衝擊立法會都是反對「中港融合」或「中國化」,由民眾自發直接參與,並無政客代理,對人民有充權效果,真真正正彰顯了民主精神。

反共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唯一道路

中共政權及其卵翼的港共政權一直壓制港人的本土權益和民主運動,沒有中共這個境外殺人政權的支持,港共政權早被推翻!可是,支聯會成員多年來的六四燭光晚會從來都不願意提出「打倒共產黨」的訴求,吃盡「六四」帶來的政治資本的同時,更排擠進步民主力量和本土意識,把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本土運動引向錯誤方向。泛民主派在政改諮詢期間,爭相強調自己愛國以回應中共的「治港者須愛國愛港」論,一直跟隨中共的主旋律起舞,不敢質疑和否定中共管治香港的合法性,難怪中國共產黨有恃無恐,主權壓倒人權,「一國」壓倒「兩制」!

「六四慘案」對香港的意義,其實就是香港人必須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殘暴本質,敢於反對中共對港人的管治!評論人李怡引用愛恩斯坦的名句:「精神錯亂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做同一件事而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指出六四需要有新政治思維,本席認為,港人就是要跳脫出被動的燭光紀念活動框框,揚棄擁抱大中華思想的政治代理,積極投身反對中共和港共的街頭抗爭活動,才能實現港人廿五年來的民主夢!

主席,本席謹此陳詞。

立法會大會
黃毓民議員
二○一四年六月廿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