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一次:劍橋大學國皇學院旁的徐志摩紀念碑沒有甚麼歷史價值,只不過是中國遊客打咭熱潮下的產物;再者,今人對這位新月派人詩人的印象,大概只有與張幼儀離婚、追求林徽因不遂、胡適捲入徐志摩與陸小曼之間的關係,詩人最後墮機身亡這些民國八卦新聞,何以從一個小小紀念碑聯繫到自由主義不能在中國生根這樣宏大的題目?

首先,詩人的學術背景並非文學,而是意想不到的銀行學(美國克拉克大學);在劍橋國皇學院旁聽的是政治經濟學。寫詩只因其浪漫性格及劍大的文化氣息,《再別康橋》爆紅才改變他的命運。此外,旁聽生這段歷史也應深究。今天你申請到牛津或劍橋當不用考試的旁聽生,看看有誰會睬你。聞説徐在國皇學院結識不少英國名士,如哲學家羅素、詩人艾略特等,看來殊不簡單。

令我想起這個題目的靈感是劍大紀念品店內徐志摩中文傳記(簡體字版)內一張徐志摩、蔡元培等人的留英合照。晚清自洋務運動容閎放洋留學發端,到歐美日等國尋求西方知識成為一代風氣,學成歸國晉身文化新星或政治領袖不計其數,如:胡適(美國),周樹人、周作人兄弟(日本),周恩來、鄧小平(法國),林語堂(德國),瞿秋白(俄羅斯)。簡言之,這批留學生决定了日後中國的命運。

我的疑問是,五四運動後俄式共産主義成為年靑人膜拜的對象,英式自由主義漸受冷落,原因何在?是否涉及留學生個人際遇?涉及徐志摩的具體問題是,如他不當詩人,精研政治經濟學,回國宣揚穆爾鉅作《論自由》,會否媲美胡適的貢獻?

當然,這樣大的題目,要答一本書也嫌少,何况短短千字之文。我也只能抄錄前人高見,略作評論。已故研究五四運動專家周策縱教授嘗言:「在中國歷史上真能做到思想自由競賽,百家爭鳴的,只有兩個時代,一個是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一個就是五四時期…」。戰國時代,思想競賽限於內部,五四時期面對的是既深且廣的西方衝擊。弱水三千,為何只取馬列主義一瓢?

關於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難産,周教授的看法是:「當時中國主要的問題是面對世界局勢,諸如日本、西洋強國對中國的態度。因此外來的壓力急迫,內部百姓生活又困苦,使自由主義在先天上已呈現不足…中國當時經濟落後,政治混亂,要如何提高百姓生活水準,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沒有有效的方案,使中國在短期內自強、獨立,那只有少數高級知識份子可以欣賞這種理論,大部份的人不會對這些理想産生適應性」。

周教授的解釋很有説服力,但我不敢苟同。這段説話用來解釋五四後的政治風向尚可接受,問題是,它暗示一旦經濟有成,政局穩定,自由主義便能生根(因為中產階級的興起?)。試看今日中國經濟站於世界前列,自由主義無論在官方或民間都處在歷史低潮,何理何在?

愚見認為,問題是問錯了。自由主義雖是目前最可接受的政治理想,但卻非人類社會常態。日本、德國各有自己的經濟及政治發展模式。如果它們不是被盎格魯撒克遜的英美打敗,根本就不會接受自由主義。要中國接受自由主義?德日兩國歷史可作參考。

至於徐志摩,詩人的身分最適合他。和陸小曼不同,沒有見到共産中國,也許是他的幸運。

梁錦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