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二〇〇九)年九月中旬,社會民主連線發表「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 爭取二〇一二年雙普選」政治說帖,兩個月來民主派陣營眾說紛紜爭議不斷。今天,本席在這議事堂上提出「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 爭取二〇一二年雙普選」動議,期待民主派盟友能以香港民主發展大局為重,能對相關議題條理分析 雄辯滔滔,使真理愈辯愈明。

社民連嚴肅對待「爭取二〇一二年雙普選」的競選承諾,且坐言起行,不惜由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辭職觸發補選,透過在補選中提單一議題,實現變相公投,將政制發展決定權交還給人民,使香港人在沒有「公投法」的情況下,可以體驗直接民主。

一、爭取普選 鍥而不捨

港人爭取民主經已走過二十多年的漫漫長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為爭取「八八直選,民間於一九八六年十月成立「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 發表「一九〇方案」支持普選行政長官及一九九七年至少有半數立法局議席由直選產生。翌年,港英擅專政府公布政制檢討綠皮書結果,公然扭曲民意,與今天的特區專權政府如出一轍;彭定康後來「吐實」:那是中英雙方聯手扼殺「八八直選」的結果。 撫今追昔,足證靠未經人民授權的統治者主動改革賜予港人民主,恐怕是與虎謀皮。
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發生後,民主派開始積極參與三級議會的選舉,催生民主黨的前身「香港民主同盟」,並在各級議會選舉中節節勝利。一九九四年的立法局進行一九九五年的政制大辯論, 最終彭定康的「新九組」方案獲通過, 而劉慧卿的「全面直選」私人法案,因「匯點」三位直選議員李華明、黃偉賢、狄志遠對議案投棄權票,以二十一票反對、二十票贊成被否決。如今劉慧卿及李華明已經份屬黨友 今天說來不無感慨。自此以後 中方「另起爐灶」,拆毀「 直通車」 迫使民主派於回歸之初全面撤出議會。

一九九八年的選舉讓民主派重返議會 一方面繼續監察政府, 防止民主倒退,另一方面積極爭取「〇七〇八雙普選」,然而有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的緊箍咒,無從阻止董建華政府倒行逆施,直至二〇〇三年,政府為「二十三條立法」蠻幹到底,港人在「七一大遊行」彰顯人民力量,方能首次挫敗長官意志並成功捍衛人權、自由、法治等 港人的核心價值。

總括而言 民主派一直鍥而不捨爭取民主,盡力捍衛自由與公義 其 貢獻不容否定,市民亦有目共睹。

二、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

只是香港的政治建制是由共產極權及其卵翼底下的保守工商界利益集團所操控。工商界向北京輸送政治忠誠,換取政治特權,使特區政府的施政不得不向利益集團靠攏。正如《信報》主筆練乙錚所言:「功能界別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免費政治午餐幾乎沒有成本可言,那些『幾點不露」的議員,連時間成本也泰半省卻。但是保存這些議席必引起不少社會矛盾和市民對特權的愈發不滿,這些沉重代價都由北京『埋單』 。因為大家都知道,功能界別的存廢盡繫於北京的 一念之差。按此利害唯物分析,不難得出的結論是:面對功能界別存廢,本地既得利益比北京路線更保守!

「長此下去,香港若要免於沉淪,社會上更需要堅定不移的反對派,方可加強監察專權政府的力度,惟要更進一步爭取民主, 則必須衝擊不義的政治建制。是以若民主派依然沿用殖民地議會那種英式紳士的議政 實無助打破困局,這就是社民連採取和平抗爭的手段衝擊專權政治的理由。」

為此,社民連不只進行議會抗爭 還堅持在議會外公民抗命 並透過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權威,雖然迭遭打壓,依然一以貫之。如今特區 府兩面三刀,意圖以二〇一七年及二〇二〇年雙普選的空頭支票,矇騙渴望政制有所寸進的善良市民,若此計不成,則再一次將政制原地踏步的罪名,栽在民主派頭上,加上建制派明目張膽在「普選」的意義上偷換概念混淆視聽,形格勢禁,必須推動港人支持「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新民主運動,始可令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日新又新,迎難而上。

公民黨與社民連揭櫫新民主運動的大旗推動變相公投,與全港市民一起實現本地有史以來首次讓市民體驗直接民權的創舉。

三、直接民主 世界潮流

民主可以簡單分為兩種。其一是我們正在追求的間接民主 以代議政治的形式呈現。其二則是法國啟蒙時代哲學家盧梭主張的直接民 主。盧梭反對一切形式的議會政治及政黨政治 認為「主權不可出讓,民意不能代表」,主權應牢牢握在人民手中,立法權歸於全體人民,使法律體現「公意」。當然 在現實中他的主張極其量只能局部實現,所以在若干的民主國家設有公投法 容許人民就重大的事件「全 民公決」。

在香港周邊 只有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有「公投法」。台灣已進行過數次全國性及地區性公投,至今尚未有一次得以通過, 然而以最近的澎湖縣就應否開設賭場所作的公投為例,其過程使社會上具有極大爭議的決策得以聚焦討論,正反雙方皆獲對等的平台鋪陳理據,最後以投票讓全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爭議也因有公認的標準而可定案,避免社會撕裂。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 當年即提倡「人民有權 政府有能」 人民擁有政權,政府享有治權。政權包括對人事有選舉及罷免權,對法律則有創制及複決權,那就是直接民權。諷刺的是孫中山稱之為辛亥革命 發源地的香港,整個世紀下來連間接民權也得不到落實,民意代表無法制定法律,立法會議員提出法案受《基本法》七十四條的限制 在此之上還有分組投票 。環顧全世界的代議政治也找不出如香港這般的立法機關 ,其成員竟無從直接立法,更遑論最大多數人的福祉, 是由 人民自行決定,而非由統治者決定的。

「當一個社會達到非變革不可的時候 如果改革的勢力受到頑固的舊勢力阻撓甚至封殺 則常會經過一個『左」的極端。共產黨奪取政 權之前的中國社會 正是一個頑固保守势力抗拒變革 封殺變革 令 變革力量激化的社會 最後取而代之。

「香港主張『全面直選」的人只是止於『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的言論層面,他們並非像列寧所言『利用步槍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人民依照他們的意志去行動』的『革命』行 動。香港具備建立普及、自由選舉的客觀條件,卻有人以中國大陸客觀情勢發展作為標準,硬說主張『全面直選』是一種「偏激急進』的政治主張,會為香港帶來動蕩。殊不知『一國兩制』這個觀念的發明,就是承認香港有比中國大陸實行普及、自由選舉更優越的條件。香港現階段的社會環境與當年共產黨向國民黨奪權的客觀情勢不 同,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繁榮進步,以中產階級為主軸的社會,讓港人一人一票選出立法局議員,不會變成『暴民政治」 不會使社 會結構有任何根本的改變。」。

以上是引述本席在十四年前所寫的文章部分論述,卻依然適用於今天我們對民主的討論,本席倒沒有因「先知先覺」而喜,反為香港的民主 停滯而悲。

文化評論家陳雲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明報》撰寫長文《困局之內爭民主〉 當中言及:

「目下 香港人如要民主,只能運用自己僅存的制度資源、民主政 黨、言論自由和文化想像力來爭取。這是個艱難的歷程 也是香港成長必經之路。香港的民主進程不能總是靠英美的照顧及中共投鼠忌器式的放權,香港要離開特權的護蔭,如世上最終爭取到民主的人群一樣, 自己付出努力付出代價。頂得住北京的威嚇、頂得住親共爪牙的辱罵,頂得住本地部分變成鷹犬的警察和特務的滋擾,要視香港為家便要以沉靜的、柔韌的、有時要犧牲或支持人家犧牲抗爭。

「有激進的人願意出面承受犧牲的代價,是勞苦民眾的福氣 ,勞苦大眾不應背棄或戲謔出來抗爭的義人。香港的窮人服膺『和諧社會』, 是住進牛棚當奴隸而已,家已經給富人抄了。石崗菜園村、「領匯 』統治的商場和無數舊區重建的例子,就是窮人被抄家的歷程。我不是要香港的義人上街暴動,恰恰相反,在中共的強勢高壓之下,義人要尚智好學, 要沉靜思考,認識國際局勢,認識香港社會壓榨的真相,認 識孤立無援的困局,堅決而柔韌地持續抗爭。不是要犧牲, 而是要以犧牲來博取成功。博取成功的條件未足夠,不可輕言犧牲,而應集結 正義的勢力。由於中共處於強勢,香港的義人要在安全的範圍內,明確表示爭取民主的態度,無論民主黨派如何不濟,都要投民主黨派內的先進分子一票,不能以犬儒的態度回避投票,或者出於戲謔或意氣,而投票給親 共、親商的候選人。每張正義的投票,每次民主示威得到正義市民的 默默贊許 都顯示香港爭取民主的決心。」

社民連正是希望「以犧牲來博取成功」,須知道按現時的事態發展,社民連全體立法會議員必須總辭,方能促成「五區總辭、全民公決」; 對於一個初生的政治組織, 若完全喪失立法會此一平台,大有亡黨 之虞:而為達至「五區總辭、全民公決」議題也是兼容並包,一方面 堅持爭取二〇一二年雙普選,另一方面也不排拒要求路線圖,那是求同存異,真誠地與盟友並肩作戰。

四、民主運動 新的里程

「 若論「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的倡議,已然分化泛民主派 未見其利,先見其害,故言絕不可取,此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我等應為相同而團結 而非為團結而相同。何況何俊仁主席有言,現在對於「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的爭端,是策略的分歧,而非因立場歧異而分裂。有論者將此「矛盾」視為負面。但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場釐清香港 ,民主運動涵義的大辯論。由應否確保「否決權」到建制內一個議席的價值及變相公投的勝算,無一不牽涉民主運動的詮釋, 如今論據紛陳 實大大有助於公眾重新審視香港民主運動何去何從。

「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會否觸怒北京爺們?「民主派為得到中央政府對港人的信任,而可以犧牲對民主自由等價值的堅持,那仍是民主派嗎?本席在此引述《美國獨立宣言》草擬人,即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erson)的名言,與民主派的朋友共勉:「國民若不經常提醒其統治者他們依然具有反抗的精神,則此國又怎能保其自由於不墮?(And what country can preserve its liberties if their rulers are not warned from time to time that their people preserve the spirit of resistance?)

「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如果成功,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首次在行使主權的地區,有人民透過民主程序,對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提出不同意見,突顯人大常委違反憲法第二條「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及第三條人大「對人民負責」的規定。

今年二月初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 獲得以色列政府頒贈「耶路 撒冷文學獎」。村上春樹到耶路撒冷領獎 卻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發表英語演說《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Egg),抨擊以色列軍方大規模轟炸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他如是說:「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 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 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 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

我在此懇切地呼籲 對「五區總辭 全民公決」的成效仍然存在疑慮的市民,尤其是那些聲稱擁有知識的分子,就算始終認為我們有多麼的錯誤,在共產政權的專制高牆前,也選擇站在雞蛋的一方。眼見祖國的維權人士、異見分子,只因用言論捍衛良知 或以行動爭取公義,一一身受國家機器的暴力威脅,身在香港的中國人,在沒有暴力威脅的環境下若仍故步自封,實愧對內地這一群仁義之士。

我對民主政治有一個更高層次的期待,或者說是一個烏托邦 ,那就是有一天到了直接民主已達到成熟階段之時,真正有高尚情操的理想家,儘可以人民接受其主張為止境,而不必參加競選。君子群而不黨,這種真正為主張而團結,且完全超越本身私利的「群」,將更為人民所信賴,玩弄政黨政治及為個人權位的目的的政客,將無所施其伎。到了那個時候,議會已不能歪曲民意;政黨依然存在,但政黨已不能把持議會。

歐盟之父庫登霍夫·卡勒吉在《泛歐洲》一書中說過這樣一句話 :「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 都是作為烏托邦開始,作為現實結束。一個想法是只停留在烏托邦的程度,還是會成為現實 ,這要看相信它的人 數以及他們的行動力。」

傳媒不足信,政客不可靠。我們應當將民主的希望寄託於香港人民 而非奇託於北京、特區政府、建制派,甚至民主派身上。再引用孫中山的說話:吾心信其可行,移山倒海之難, 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民主運動不能再原地踏步,讓我們共同建立新民主運動的里程碑!

本席謹此陳詞。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九日立法會大會

提案人立法會議員黃毓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