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於北京簽下《中英聯合趕明》,宣告香港於九七後回歸中國的管治。按《聲明》中的第三。一二條及附件一,中國將著手制定《基本法》條文及組成中英聯絡小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第六屆人大會議第三次會議宣布就港區基本法成立起草委員會(下簡稱「基委會」),六月十八日公佈委員會名單,成員包括李柱銘、司徒華、查良鏞(金庸)、許家屯和李嘉誠等二十三位香港政界及社會賢達。十二月,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下稱「諮委會」)成立,以尋求香港各界對草擬基本法的意見。

一九八六年四月,基委會開會確定基本法各章結構,同年六月再確定第二章(中央與香港之關係)、三章(公民權利)、七章(對外事務)和九章(附件)的題目,隨即引起社會對未來政制發長的討論。

跟二零一四年的政改風波一樣,基本法起草時各界都拋出了不同的政治發展方案。八六年舉辦高山大會的「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簡稱「民促會」,為民主派的前稱)率先拋出「一九零人方案」,建議九七後首任特首由十分一立法會議員提名及以全港選民普選產生,以及一半立法會議席由普選產生。當然,「一九零人方案」與民促會的「八八直選」(詳看《民主沈思錄之六》)訴求自相矛盾,試問港人如何能接受回歸前能普選全數立會議席、回歸後卻大倒退到只能普選半數議席呢?這卻也看出泛民一以貫之的妥協個性。

儘管民促會畏首畏尾,中共及其統戰下的卵翼還是容不得行政及立法機關有「脫序」的可能。為保障工商界的利益,工商界的諮詢委員提出了具八十九人聯署的「八十九人方案」,提議首任特首及立法會四分一議席皆由六百人委員會選出,另外二分一立會議席屬功能界別,餘下四分一議席則由直選產生。

為了折衷民主派和工商界兩派方案的極端,一九八八年查良鏞及查濟民提出所謂「雙查方案」,分三屆(十二至十五年)循序漸進地改革特首和立法會選舉,並於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對政制改革進行公投。查良庸作為明報社長兼傾泛民立場,提出如此保守的方案自然備受批評,卻也正中中共的心意,最後方案大部分建議被納入到《基本法》附件一。

《基本法》固然是一部憲法,具有社會契約性的功能,中共卻非行憲的政黨,沒有認受性的草議過程也剝奪了這部憲法的契約性質。儘管《基本法》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九條列明港人的基本人權[註一],卻彷彿如糖衣毒藥般掩蓋了中共反口覆舌的個性,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保障了公民的自由等人權,最後人民卻受制於中共喜怒無常的政治逼害。

人無恥則無敵,中共自談判之初即惘顧港人意願,以小圈子委員會和假咨詢把基本法強架港人頭上,利用假大空的人權條款掩蓋行政凌駕法治的現實,到頭來第一百五十九條才是全憲法裡最核心的條款:「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亦即是說,非港人民意授權的立法機關凌駕在憲法之上,由此造成回歸後人大就政改進行三次釋法,踐踏港人的人權和尊嚴。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變後,民主派李柱銘及司徒華退出基委會,及後查良鏞亦宣布退出,但中共對此愛理不理,因為基委會及諮委會本來就是個花瓶。

《基本法》從一開始就是一本糖衣毒藥。 而所謂民主派接受了。

註[一]:一九九一年香港立法局通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由於此法案涉及法律原則,具有對法律的凌駕性,故此最後港英政府透過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寫入法律呼應《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以防止中共在回歸後以抵觸《基本法》為由取消整條法例。惟此舉當然阻止不了日後中共以人治港的結果。

作者:石黑

民主沈思錄(六):後六四時代—香港政治發展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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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沉思錄(一):回首過去,繼續向前

更新時間: 2020年7月12日(日)16:11
建立時間: 2020年7月12日(日)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