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方志》編纂成書。這本書來頭不少,由董建華的團結香港基金牽頭,獲特區政府支持,結合不同歷史專業的專家學者撰寫,相信將會成為今後中小學教授香港史的根據。全書標榜「全面、系統、客觀」,著重「述而不論」,看上去也不錯,但深入到一些關鍵位,問題就浮現,在反修例風波翌年出版這麼一部大書,亦彷彿存有一番特別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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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志》對基本史實的隱瞞扭曲,程翔發掘得最好,在<《香港地方志》失實偏頗>中,程氏提到:

(1) 香港在中共改革開放前已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不是中共改革開放幫助了香港,事實恰好相反,《總述》總結香港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國家改革開放」,與史實不符。

(2) 六四事件對中共和香港關係、對香港回歸的進程等都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但《總述》隻字不提。「玫瑰園」、「居英權」、「臨時立法會」等一系列由「六四」引發的問題,在《大事記》中未有點出其與「六四」的關係。

(3)《總述》提到「二戰以後,第一宗重大社會衝突是 1956 年的九龍及荃灣暴動,亦稱為『雙十暴動』」,卻未有述及發生在 1952 年 3 月 1 日的「粵穗慰問團事件」,對中共首次在香港發起的暴動予以隱瞞。

(4) 對「雙十暴動」和「六七暴動」評價迥異,前者「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親國民黨工會和與其有關的黑社會組織的挑動及參與顯而易見」,後者是「當年不少左派群眾抱着反抗殖民壓迫的心態投入鬥爭,對抗全副武裝的軍警」。

(5) 只突出中國文化人「逃避國民黨當局的迫害」而南來,隻字不提他們都是逃避共產黨的迫害而南下避秦。

主編及編審委員會的召集人中,丁新豹、梁元生是中文大學教授,二人已屆退休之齡,丁新豹更是香港史研究巨擘。冼玉儀以研究東華醫院及鼠疫知名,劉智鵬是嶺南大學香港史權威。劉蜀永,大家明白,大陸學者,有親中立場是可以理解的。為何丁、梁、冼、劉之流,對程翔提出的未曾注意?未曾思慮?抑或政治權威在前,復添以保住飯碗,不惜「隻眼開隻眼閉」?堂堂歷史學者,竟放棄告知公眾、告知下一代真實的歷史真相,不求真,轉求偽,肆意隱瞞扭曲,仍不以為恥,這是違反歷史專業!是自我否定!筆者實在不解丁新豹、梁元生等優秀學人為何要埋沒良知,充當極權政府的維穩幫兇!

新儒學大師牟宗三曾有很精闢的觀察:

一般史學者是內在於歷史考歷史,其所瞭解的事實、材料是屬於第一序的問題。但家天下問題是高一層、第二序的問題,因此不容易瞭解。理學家於此有一傳統,例如南宋亡於元、明亡於清時就一再接觸、討論這問題,反省自己的歷史文化,一如現在我們反省中國的文化。

所謂「家天下問題」,即現有制度應否繼續存在的問題,箇中涉及理據、價值基礎。沒有理由的、窒礙人成為一個人的制度,是不應該繼續存在,這裡只有理學家、思想家看得到,因理學家、思想家都看重道德,文史家則無道德意識,故「討論這種問題要靠理學家、思想家、文史家是不行的」。

套用到丁、梁、冼、劉之流,沒錯,他們讀過很多書,做過很多研究,寫過很多篇論文,奈何就是缺乏道德意識,僅最基本的一點,本乎客觀事實講真話,不作隱瞞,不加扭曲,他們就做不到,這是「不誠」的問題。相比之下,梁漱溟在毛澤東迫逼下仍大講特講孔子的好,貫徹「為孔子抱不平」,這就是「誠」,是真正的學問家。

董建華、林鄭、譚惠珠等篡改香港歷史,是意料中事,他們是中共的人。但理應價值中立的學者甘願為極權作幫兇,此乃自甘墮落,自我毀滅,教人扼腕。

要令新一代不抗拒做中國人,不是靠不停播國歌、嚴刑峻法、篡改歷史,而是靠中國文化的薰陶和感染。中國文化的核心,說穿了就是一個仁心,一個良知。仁心是孔子的話,良知是孟子的話,仁心、良知是同一樣的東西。仁心、良知是客觀的、共見的,不能是「你有你的良知,我有我的良知」,仁心如何表現?表現在對人好上,懂得同情、體諒別人,不是冷冰冰的、殘忍的。良知則表現在誠上,真誠待人,不說假話,也不隱瞞。試觀董建華、林鄭諸君對反修例青年的態度,有同情嗎?有體諒嗎?他們是麻木不仁,中聯辦、港澳辦諸共官亦然,麻木不仁的人不是中國人,因無仁心。又《香港志》諸編審隱瞞扭曲史實,誤導公眾、下一代,這是掩埋良知,是不真誠,掩埋良知、不真誠的人也不是中國人,因無良知。由一群不是中國人的人去叫年青人愛中國、做中國人,不是很諷刺嗎?也注定徒勞無功。

總之,如歐威爾所言:「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中共不只要控制現在,還要控制過去,當學者把關不力,反成「幫閒文人」,香港人要守住自己族群的歷史真相,更加不容易了。

作者: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