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奴才」一詞當然是用來罵人的。

香港是中華人共和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由中共欽點,權力來源是北京寡頭獨裁政權,她當然是「奴才」;至於特區政府等而下之的官員,便是「奴才的奴才」。在專制帝皇統治時代,即使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也不過是奴才一個!

六、七年前我在立法會議事廳質詢時,曾不止一次用「奴才」一詞,「詈罵」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

魯迅曾說:「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佳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魯迅雜文《隔膜》)

不管官有多大,在主子(皇帝)面前自稱奴才,當然是要表現恭順,態度卑微,內心多少都會有屈辱的感覺;但不是人人可以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於是便也會有「優越感」。既有「優越感」,又有「屈辱感」,真是人格分裂!不過,奴才與奴隸不同,魯迅認為:「做奴隸雖然不幸,但並不可怕,因為知道掙扎,畢竟有掙脫的希望;若是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嘆、陶醉,那就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中國人「坐穩奴隷」的「理想追求」自古已然,於今尤烈,中共極權統治信可千秋萬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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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乾隆時代的「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主張:「凡作文者,當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也。」他有一方「鄭為東道主」的印章,靈感來自《左傳·燭之武退秦師》。(燭之武對秦伯說:「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睏乏,君亦無所害。」)

鄭板橋將「若舍鄭以為東道主」這句話,去掉「舍」和「以」字,刻成「鄭為東道主」的印章。他說:《春秋左傳》為五經之一,將傳文撩頭去尾,使之為我所用,也許有人會認為不妥,其實不管是什麼經典,用它時都不必字字照搬。凡作文章,無論大小長短,都得自己作主。

受到「啟發」,我也刻了一方「我為東道主」的印章。「我為東道主,不作奴才文章」,相信自己所相信的,講自己所相信的話,乃至堅持自己所相信的,是我四十多年來撰寫時論的基本態度,也是立身處世的一種自我惕勵。

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台灣海峽兩岸和香港都身處巨變之中,那時候我已經每天在報紙上發表時論,把此一巨變的前因後果,及此一巨變的前途歸結,認真去想認真去看,把想到看到的變成文字。八九年底,我自資出版《神州巨變與台灣風雲》一書,上篇收録「六四慘案」前後在報上刊登過的評論,下篇收録的文字是蔣經國逝世後的台灣政情觀察。

同窗摯友李彭基兄為此一文集作序,其中一段文字今天看來仍具現實意義:

「政論文章,特別有關海峽兩岸的人和事,臧否月旦,既易亦難。易,是此時此地,縱無民主,倒有自由,只要非誹謗,無人可干涉。難,是此時此地,黑白難分,是非混淆,一句不中聽,內外交相逼。難易之間,盡在方寸。百年香江,有何政治可論,抱歉!恕區區這個香港仔察覺不到。殖民地政治,是一場安排勝負的牌局,不按既定程序出牌的,注定出局。諸君且看此地的政治人物,輿論領袖的浮沉,可知其概,所謂政治,何足論哉。但立足香港,胸懷祖國,放眼兩岸,還是有大道可言。可惜的是,資訊科技發達,並不能保證傳播管道沒有人為堵塞,彰彰在目事實,亦不能保證不為偏見所歪曲。

「在此政治迷霧彌漫之下,不嚴加篩選資料,不穩守持平原則,則所謂政論,實如捫燭扣槃,盲人摸象。令人憂心的是,兩岸訊息,非經官方傳播媒體隱惡揚善的報道,即為外國傳播媒體任意割裂的引述,真正以中國百姓觀點播報兩岸政情的,可說絕無僅有,而更可怒的是,一些人既不諳中國近代史,又不肯平情看兩岸,人云亦云,妄加論斷,誰知正是犯上論政者大忌,不幸的是,此時此地此調吃香,不識者自覺言皆綮肯,而識者只道搖頭。 與此相反者,殆為為尊者諱,然則所謂論政文章,不是搔不著癢處,便成諛詞。

「看兩岸政情,既要跳出去看,也要站在内看。跳出去,是擺脫黨派爭鬥漩渦孽障;站在內,是不棄國族休戚與共情懷。不跳出去,無以澄明之情看兩岸治亂;不站在內,無以關切之情論一族興衰。治亂興衰儘可作漁樵閒話,但那是人世清明說前朝舊事的無常,而我們却還在劫中,一個劫字自有黎民血淚,倘不作錚錚之言,何以對前賢,何以對同胞。」

我在七十年代末開始撰寫時論,主要是兩岸政情。到了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登上議程,置身是非利害之中,我與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一樣,漸漸感到自己和中國命運密不可分,而台灣海峽兩岸的互動,亦會幅射到香港。於是我每天奮筆疾書,都是論析兩岸三地巨變,以及把自己對香港前途的憂慮毫不保留地宣諸於筆墨。那個時候在香港月旦政事,可以有不為某種政治權力解釋、辯護、圓謊的自由。反之,撰寫政論先有結論,然後再裝上一套道理去,而且結論是權者給規定的,又或者是自己揣摩權者意志得來的,那就是最卑下,最惡劣的一種政論了。所以,我寫的文字,除了「跳出去,是擺脫黨派鬥爭漩渦孽障;站在內,是不棄國族休戚與共情懷」,不為尊者諱,不作傳聲筒,於是肆無忌憚,肆口逞說。

三、

滯留台灣期間,看到這個民主自由國度的政治衰敗,除了權力欲的不正當宣洩「禍國殃民」,也是因為不同陣營「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思想習慣根深柢固;政黨、政客「為團結而相同」,黨同伐異,完全沒有「物相反者相成,見相左者相益」的器識。

明儒呂新吾的《呻吟集》十分可讀,其中「論品藻」有一段話很精彩:

「小人有恁一副邪心腸,便有一段邪見識;有一段邪見識,便有一段邪議論;有一段邪議論,便引一項邪朋黨,做出一番邪舉動。其議論也,援引附會成一家之言,攻之則圓轉遷就而不破。其舉動也,借善攻善,匿惡濟惡,善為倚牆之計,擊之則疑似牽纏不斷,此小人之尤而借君子之迹也,此濟君子之名而濟小人之私也。」

今天的台灣政治生態、媒體氛圍不就是這樣嗎?

台灣頗有一些人因為要「獨立建國」,或反對中國的惡政治而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是思考模式及所作所為卻是典型的惡質中國文化。民主台灣的政黨、政客、媒體、名嘴「祇問立場,不問是非」的非理性思想習慣,不就是「很中國人」嗎?

作者/ 黃毓民

原載 2021年08月25日 台灣 《優傳媒》

毓民橫議》我為東道主,不作奴才文章! – umedia 優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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