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毓民特區

一、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一月二日上午藉着紀念《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對台重申「反獨促統」立場的談話，只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舊調重彈，沒有什麼新意；不過，「習五點」中的第二點則令台灣朝野十分關切：「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 同日下午，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召開臨時記者會表示：「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堅決反對一國兩制」。國民黨主席吳敦義重申黨內立場，表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談話所謂一國兩制，絕非當年「九二共識」的內涵，而蔡英文總統則根本否定「九二共識」，「一個並非談九二共識的內容，一個是完全漠視九二共識基本的存在」，習蔡兩人講的都不對。 所謂「九二共識」不但海峽兩岸無共識，台灣朝野兩黨亦無共識。但是，台灣朝野及民眾堅拒「一國兩制」的共識則十分牢固。 二、 一九七九年元旦《告台灣同胞書》宣示中共「和平統一」的立場，一九八一年九月底，人大委員長葉劍英提出「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一九八二年一月，鄧小平更進一步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可以說是以香港、澳門為試點，藉此「垂範」台灣。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移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一九八八年六月，鄧小平在北京對訪客說：「對香港的政策，我們承諾了一九九七年以後五十年不變，這個承諾是鄭重的。⋯⋯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然而，香港主權移交二十一年來，中共不斷在政治、經濟、司法、文化、教育等領域加強干預，《基本法》保障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已然破產，香港人所珍視的人權法治、廉能政治、司法獨立、言論自由等核心價值，相繼衰敗。香港已淪為與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無異的所在。 三、 近年不少有關港人身分認同的民調顯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不斷上升，相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則不斷下降。 本土主義思潮的興起，絶非偶然，即以香港青少年對一年一度的「六四燭光晚會」態度立場轉變可見絕大多數關心政治的年輕一代，都有強烈的本土意識。筆者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廿五日在立法會會議有關「六四事件」動議辯論發言時指出：「今年紀念六四慘案有特別意義。意義不在於恰好是逢五逢十的第二十五周年，而是在於本土意識覺醒，港人開始 以身份認同、民主運動的走向和對待中共的立場等角度，反思六四慘案在香港的意義。這一年香港民情丕變，不單令中共惶恐不安， 也令泛民主派方寸大亂。今年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舉辦香港人的六四集會，有七千多人參加，揭櫫本土、民主、反共大旗，從香港人的角度紀念六四慘案，為紀念六四慘案的港人多提供一個選擇，有助思考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可是主流媒體和泛民主派政客都以分散力量令共產黨最高興的言詞，抹黑香港人的六四集會，並沒有回應港人當下強烈的政治訴求，難怪香港的民主運動二十多年來不見出路。 「香港主權移交後出現的中港融合或中國化令很多香港人開始認識到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已成空言，無限制的自由行造成街道擠塞，破壞公共秩序，排擠奢侈品零售以外的行業更令物價高漲，民生困苦；更加不堪的是廉能政治開始崩壞，言論自由響起警鐘，警方濫權壓制人權，在中共地下黨員梁振英上台後更見凸顯。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核心價值比大陸的惡政治侵蝕，激起了港人情感上的反彈，萌生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本土意識，這種意識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中尤為常見。來自中國的衝擊下，青年開始擔憂自己未來的居住空間、升學就業機會、語言文化等切身問題，不少人願意挺身而出，抵抗中國對香港的蠶食，捍衛本土利益運動勢不可擋，已是物理的必然！」 二〇一四年九月下旬至十二月期間，佔領金鐘、旺角的「雨傘革命」，就是一場反抗港共政權的本土政治抗爭運動。 四、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談到香港的「一國兩制」，一錘定音：「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即是說全面管治權凌駕高度自治權。曾經是鄧小平對香港人作塵世天堂的預約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經過實踐檢驗，丨已經成為無間地獄的惡夢。 中共不可能不知道台灣朝野政黨與主流民意對於「一國兩制」的負面看法。台灣的民主政治漸趨成熟，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多元化國度，如果沒有具民意基礎的政府授權，或者公民投票，任何涉及台灣前途歸屬的制度設計與安排，幾乎毫無實現的可能性。所以，中共的「統一緊迫感」也許可以訴諸民族主義情緒不斷宣示，但是絕對不能昏了頭，「和統」不成搞「武統」！至於台灣方面，朝野兩黨不必也不應對「習促統」反應過度，乃至藉「九二共識」的爭議操弄統獨意識形態，互相攻訐，敵我不分，亂了陣腳。...

「哀矜」即憐憫，「勿喜」，不要高興。語出《論語•子張第十九》：「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孟氏任命陽膚做典獄官，陽膚向曾子請教。曾子說：「在上位的人不以正道治民，民心背離已久！審判案件時，如果能弄清他們犯罪的實情，就應當憐憫他們，不要因為查出真相而高興。」《論語》本章講的是典獄之法，「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指法官若審出罪犯實情，應懷哀憐之心，切莫自鳴得意。也可指統治者如若能夠體察百姓生活困苦，應該對其常懷憐憫之心。「哀矜勿喜」作為成語，則泛指對人的不幸遭遇須同情體恤。 二〇一六年年初旺角發生嚴重警民衝突事件，港共政權未經調查立即定性為「暴動」，警方旋即進行大捜捕，前後拘捕九十一人，率多為不滿施政的青少年，其中廿八人被羅織暴動罪檢控，經法庭定罪，二十人被判處兩年四個月至七年不等的刑期，一人判入敎導所。 一九六七年的港共暴動歷時長達八個月，近千人受傷，死亡人數逾五十人。事件中只有十一人被判囚四至五年，後來更獲得減刑。六七暴動發生時，香港未有訂立暴動罪，參與者多是被控以《刑事罪行條例》中叛逆、煽惑或其他刑事罪行，之後港英政府因應六七暴動，七○年才制訂暴動罪，根據《公安條例》第十九條，如任何參與非法集結的人士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任何人干犯暴動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監禁十年。 三十一歲的社會運動活躍人士盧建民暴動罪成入獄七年，是香港開埠以來同罪判得最重者，而「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亦被重囚六年。 港共政權決心要消滅香港青年主導的本土民主運動，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是赤裸裸的暴政，終會自食惡果，並必將受到人民的審判和歷史的審判！ 然而，香港的民眾，乃至與這些年輕政治犯不同政見的政治人物，為什麼要落井下石、幸災樂禍呢？香港現在正是處於「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的時候，對於他們的蒙難是不是應該也有「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之心呢？...

陳婉嫻在報章撰文評梁天琦「暴動」罪成時如是說：「衝動」有時是年輕人特質，但「衝動」不是沒有節制及原則，「出於愛護國家，保護民族，對抗敵人的衝動，利益歸於人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但當衝動是針對自己民族，自己國家，又或是被有心人煽動，傷害人民，則沒有包容的餘地。」陳婉嫻所屬的工聯會，有份參與引致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的「六七暴動」，但是她卻視梁天琦等反共青年的行為，是「針對自己民族，自己國家，又或是被有心人煽動，傷害人民」，屬於「叛逆」，所以「沒有包容的餘地」。 什麼是「叛逆」呢？我依稀記得曾經寫過一篇《人人得為叛逆》的文章，翻看資料，原來是一九九五年九月廿三日刊於報端的短文，那是為了聲援被中共當局視為「叛逆」的政治異議者陳子明；我在文中引述了清末參與「戊戌變法」的譚𠻸同，對「叛逆」一詞的精闢見解：「叛逆者，君主創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未有不自叛逆來者也。不為君主，即詈之以叛逆；偶為君主，又諂以帝天 ····。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無謂叛逆也。然而為各國計，莫若明目張膽，代其革政廢其所謂君主，而擇其國之賢明者，為之民主。」 此間親共愛共人士既視主張自決、自主的本土青年為「叛逆」，並明言「沒有包容餘地」，真是「殺氣」騰騰，這又令我想起依仁蹈義，捨生不渝的譚嗣同。一八九八年九月廿八日，清廷下達殺害「六君子」之上諭：「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處斬，派剛毅監視，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譚嗣同隨即在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臨刑前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死時年僅三十三歲。 譚嗣同誓當變法流血第一人，曾説：「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戊戌政變」時他名列「六君子」之一，斬首菜市場口，實踐了他為變法必死的決心。他在候刑時，據說曾題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而據史學家考證，原詩應為「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現在所見的「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應是由康有為和梁啟超所改。但此說在史學界並未得到公認。 請問身為共產黨員的陳婉嫻，「六七暴動」是「出於愛護國家，保護民族，對抗敵人的衝動，利益歸於人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嗎？ 我們的答案是：所有參與「六七暴動」的人，都是受共匪煽惑的暴徒，他們幹的是殺人放火，傷害人民的勾當！ 「六七暴動」是毛澤東為了權力鬥爭而造成的「十年浩劫」禍延香港，殺害香港人民，秉諸良心理性的香港人對此才是「沒有包容的餘地」！ 今天仍然懷着平反「六七暴動」希望的土共，不必向梁天琦等反共的正義青年潑糞，因為你們的前輩雙手沾滿鮮血，而你們這些至今仍然逆潮流而動的中國人，根本就是一堆狗糞！...

最近兩個星期，有幾個共幹不顧分際，在香港肆口逞說，又是國家安全，又是基本法，又是憲法，人人一副「天地君親師」嘴臉，語無倫次，無非是揣摩上意，相機教訓港人、恫嚇港人。一眾舐共的建制派政治小丑，如李慧琼、梁美芬之流，忙不迭扮演傳聲筒，或權充共幹「政治囈語」的「導讀」。 至於泛民主派，對於王志民、王振民、喬曉陽這些共產黨奴才，公然干預香港內政，違反《基本法》廿二條的規定，不但沒有據理力爭甚至直斥其非，反而表現出戰戰兢兢「陪個不是」的軟弱態度。立法會大灣區考察團有九位泛民議員，楊岳橋在深圳回應喬曉陽的「在港獨問題上做開明紳士是不行的」言論時表示，中央與其以強硬語言反對「港獨」，不如以誠意展現一國兩制的優越。 這是什麼話？中共破壞「一國兩制」昭昭在人耳目，貴為公民黨黨魁的楊岳橋是不是腦袋有問題，竟然建議「中央以誠意展現一個兩制的優越」，如此「娘娘腔」的香港反對派，人們還可以有什麼期待？ 《基本法》廿二條寫得很清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如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須徵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中央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北京設立辦事機構。 」 王志民、王振民、喬曉陽等共幹的言行百分之一百違反《基本法》廿二條。 附録：共幹干預香港內政惡行 四月六日/王志民： 「如果有人反對共產黨領導，就是反對一國兩制；而反對這套制度，就是對香港人的犯罪，對香港是禍不是福」。「沒有中共領導的中國社會特色，中國就沒有一國兩制，共產黨領導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行穩致遠的保障。」 四月十五日/王志民： 「哪裡的防範薄弱，那裡就容易出問題，在回復國家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方面，香港的制度還不完善，甚至是世上唯一沒有國家安全立法的地方，成國家總體安全的一塊突出短板。」 四月廿一日/王振民： 「《基本法》的發展應入鄉隨俗，入國問禁；國家憲法怎樣發展，基本法就怎麼發展。」 四月廿一日/喬曉陽： 「香港回歸後，有些人在香港公開反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不符合基本法，因為違反了憲法規定。」「 在港獨（問題）上做開明紳士是不行的...

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愛國學生的訴求是「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今天的「港人救港運動」，必然是旗幟鮮明的揭櫫「內除港賊，外抗極權」大纛，否則退無死所！ 「內除港賊」與「外抗極權」沒有先後之分，不是先「安內」後「攘外」，必須同步進行。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來，戕害香港的奸佞、蟊賊「族繁不及備載」，原因如下：一是「港賊」有中國極權主義者卵翼；二是「港賊」諂媚中國極權主義，賣港求榮；三是香港人懍於極權統治兵臨城下只求自保，從不敢試圖反抗。 没有中國極權主義者，就沒有賣港賊生存的空間；賣港賊被消滅後，中國極權主義者便不會那麼肆無忌憚。 批鬥戴耀廷事件，主子吹鷄奴才發威，賣港賊空群而出，猗歟盛哉，除了要鬥垮鬥臭一位夢想中國有民主的學者，主要還是狐假虎威，恫㬨香港人。像譚耀宗、李慧琼、湯家驊、劉兆佳、管浩鳴之流，隨着共匪的拍子起舞，忙不迭加入文革式批鬥隊伍，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為虎作倀，禍港殃民，人人得而誅之！ 為了讓更多香港人醒覺，必須揭穿賣港賊的陰謀，聲討賣港賊的惡行，我們在《癲狗日報》開一特別欄目曰《賣港奸賊賤人榜》，現在徵求各位香港同胞舉報，並且請撰寫該名「賣港奸賊賤人」簡介（以五百字為度），本報收集來自四方八面舉報的「賣港奸賊賤人」後，會進行一人一票「十大賣港奸賊賤人選舉」（詳細辦法另行公告），儆惡懲奸，以儆效尤！ 或者有人（包括抗爭無膽、割蓆最快的泛民主派）會問：香港人憑什麼與中國極權主義者及賣港賊對抗？...